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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兰的评论

归档日期:07-13       文本归类:艾兰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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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欧美汉学家之一,艾兰博士的理论功底是很深厚的。她在《龟之谜》中对神话学理论的应用颇具匠心。

  作者在“导论”中提出“要理解中国古代神话思想,不能只看单个的、孤立的神话故事,而必须看神话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宗教思想的整个体系;在研究神话的同时,也研究艺术、宇宙观和祭祀占卜等内容。它们都是同一个底层结构上的产物,只有在这整个体系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它们的含义。”这种广义的结构主义思想贯串全书。神话、艺术、祭祀、占卜,还有宇宙观都是神话社会里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的各个部分,它们都生自一个相同的宗教结构。比如,她认为“十日”神话的原型表明商代人把自己与太阳、火联系在一起。那么,根据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观念,商代人心目中的“夏人”,自然就与月亮、水相联系。这样,作者就较合理地解释了神话中夏朝发洪水、商朝来旱灾这些现象,同时也较圆满地解释了夏朝灭亡前“十日并出”的含义——商即将诞生。作者使用结构主义,但并不盲从。她只是把结构主义当作一种研究方法,目的是“更好地去理解那些或许隐藏着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作者在使用结构主义的同时,也采纳了各家之说来加强对于材料的理解和阐释。结构主义神话学以及欧美其他各种神话学理论都自有其学术价值,拿来应用于中国神话研究也是理所当然。

  艾兰对于理论和材料是一视同仁的。她批评那些根据欧美常用的神话概念来判定中国无神话的观点,但她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去宣称中国自有另一种特殊的神话。作者十分稳妥地去寻找一个更具普适性的神话定义,她说:“……对自然现实的违背和突破是神话的基本特征,它标明这些故事是神圣的非尘世的。”这当然不是为了照顾中国神话的特殊性而强行修改神话的一般定义,这是利用中国神话资料来重新认识神话,从而增进了对于神话这一人类普遍拥有的精神创造的认识深度。对材料的运用,促进了对理论的理解。

  艾兰提出了一个关于神话及其神话思维的宽泛理论: 她认为神话中的形象其存在意义在于打破自然现实的界限, 这并非因为早期人类没有认识到自然世界的界限, 而是因为早期人类故意想要制造出一个存在于正常逻辑之外的形象, 这个形象比世俗的东西更可怕, 因为它拥有超出自然法则的神力。

  对神话的研究,中国和西方各有不同的重点。正如艾兰所说,对西方哲学家来说“神话的问题”是一个阐释神话的意思,解释创造神话这一现象的问题;对汉学家来说,“神话的问题”是一个发现神话去阐释,说明为什么神话会缺少的问题。因为,创造神话的能力一般都被认为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才能,尽管这种观念并没有被有效地证明过。艾兰博士将中国古代文献中神话的缺少归因于中国宗教的本质,由于在中国,神、祖先和鬼魂三者均被认为是死者的亡灵,也就是说,神人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象西方世界一样存在一个圣俗区别极为严格的超自然的世界。中国的神灵主要与那些给他们提供祭品的人有关系,很少有人去考虑它们之间可能有什么相互的作用,因此,“神圣的叙述”(sacred narratives)极少,代之而起的只是一些关于诸神曾经是人的时候的生平故事而已。

  艾兰博士经由对商代的考古材料、古文字和后代记录下来的神话传说的分析,创见性地指出,商代神话性思想的共同母题是对立组合规律。具体言之,在商人思想中,商人祖先和鸟、太阳、数目十、黑色、扶桑、天空、上界、东方、火这一连串因素,与月亮、龙和生物、数目十二、若木、黄色、地泉、水、下界、西方这些因素相对应。日历按十干十二支相配来定;占卜的命辞也是由肯定式否定式对等记录

  在《龟之谜》中,艾兰探索了商代宗教思想的各个方面,其主要使用了三个方面的材料:考古发现、当时的铭刻和后来的文献。她认为,考古文物是那个时代思想的物质产物,例如墓制、随葬礼器及其纹饰都反映出一定的思想情况。甲骨文提供了另一种当时的证据,它们是研究那个时代宗教思想的丰富材料,它们的基本主题是祭祀和占卜的陈述。可是它们虽然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商代的宗教思想,但因为是专门的占卜记录,没有更多的讲解叙述,于是仍得参照后来的文献。这些文献之所以有用,不仅是由于它们记录了后来传统中的商代情况,它们本身还反映了从商代发展而来的思想体系。

  关于商代的思想,艾兰认为仍然是“神话性”的,意即商人的思维还不是一种自我意识的产物,因为有意识性的分析需伴随着文献化的传统而成长起来。

  艾兰进一步指出,商人的对应性思维和原始分类不仅是用于理解和组织自然及人类社会的方法,也是一种控制宇宙的手段。后来对应性思维原则系统化为外露的科学体系,于是,商代神话思想中水、火、日、月等基本因素的对应后来发展成了“阴阳”论中的基本宇宙力量;大地亚形、具有神秘力量的数字“五”引出了后来的“五行”说。

  艾兰博士从中国先秦文献和考古材料出发,去发掘中国古代思想中固有的无比丰富的相关思维的内容。透过商代神话与思想的诡谲杂乱的表层形态而揭示出具有规律性的深层结构,并为后代思想的演变发展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原生意义上的说明。

  《水之道与德之端》(The Way of Water and Sprouts of Virtue:Root metaphor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是艾兰博士最新的一部专著,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本书是对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本喻的探讨。它既是对中国早期哲学观念的解读,又是对语言与思想之关系的考察。本书所讨论的哲学文本,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即中国哲学的黄金时代。其中包括《论语》、《老子》(《道德经》)、《孟子》、《庄子》和《荀子》。

  本书的主旨在于指出,由于中国早期哲人认定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有着共同的原则,所以,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最有意义的概念都以源于自然界的本喻(root metaphor)为模型。因此,例如,“道”这个概念尽管抽象,但它也是以水的隐喻为原型的。“道”的最初意象是指以泉为源的河流。由此意象进一步拓展,尤其在道家文献中被扩展为无形无象的水自身,由坚冰到蒸汽的各种形态。

  作者吸收了当代西方哲学关于“隐喻”(metaphor)的理论,并选择哲学观念与自然现象尤其是水的关系为研究中国早期哲学的一个切入点。所谓“隐喻”,一般指出于文体、修辞及教诲目的而使用的经过省略的明喻,其可以用一段直白的语言加以转述而不失其认识内容。当代西方哲学的隐喻认知理论认为,隐喻不是用来表述已经形成的思想内容而属于语言修辞领域,其本身就是一种认识力量,对思想观念的形成起一种引导性的作用。而且,隐喻的来源不同,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一种文化的样态或特质。艾兰教授认为,古代中国直接向自然界寻求对宇宙和人性的理解。因此,自然界给中国早期哲学思想提供了基本隐喻。由于中国早期哲学家认定有一个共同原则孕含于自然与人世之中,所以他们确信,通过探索支配自然的原则,便能了解人性。这个自然界是农业社会的自然,水与植物便成了早期中国人理解宇宙的最为重要的基本隐喻。接着她便从隐喻理论的角度对先秦诸子思想中的道、无为、天命、万物、自然、人性等概念范畴进行具体而微的分析。

  艾兰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隐喻理论研究中国上古思想,运用结构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上古神话,均有所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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